同时在必要的时候，让治国的理念与方法随着情况的变化，形势的发展，而有所调整，有所改变，与时迁移，应物变化。

在社会实践中，也往往把一个人是否做到孝作为衡量其道德水平的重要标尺。[32] 据已有文献研究，基督教初始传入中国当在盛唐之初，时称为大秦景教大秦教或景教。

这种规定背后所依凭的理论资源其实还是没有完全摆脱子女对父母的单向度的义务观。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处在工商业文明时代，与农耕文明相一致的熟人社会结构也正在被与工商业文明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陌生人社会[46]所替代。渐渐地，中国佛教就有了印度佛教所没有的有关‘孝的思想体系。一如我们所知，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文明形态是一种农耕文明，既不同于游牧文明，也不同于工商业文明。这与今天民法上所说的物、财产有类似的意味。

无论是物质层面的孝还是精神层面的孝，如果过于强调子女对父母愿望的满足，往往会使某些握有公共权力或资源的人通过寻租的方式来实现所谓的孝，这类似于春秋大义所提倡的孝道。国家对于依法抚养其子女的父母给予必要补贴和帮助，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果父母一旦违反了法定抚养义务，则国家对其父母给予必要制裁，剥夺其抚养权并给与相应的其他处罚。我讲现代性是讲它的共同性，是单数的。

但是，我现在关心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第二个问题更具有实质性。听上去，你做的这个工作，就像你自己所说的，仍然在继续现代新儒家的工作，只不过以往人们对现代新儒家的评论是他们开得不成功，而你认为你可以成功地把现代价值开出来。黄：民粹这个问题，目前中国大陆民粹也很厉害，这难道是民主造成的吗？显然不是。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民主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12] 假如我们中国人能够生活得很好，而没有儒学，那有什么不好呢？ 第二个问题，关于后现代、现代性反思的问题。

首先是语言的问题，然后我再说观念的问题。[⑩] 基于这一点，我进一步讲的就是国民政治儒学。三、仁与义：一体之仁与正义原则 方：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例如我刚才讲到的中国王权时代的制度安排、帝国时代的制度安排，就是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解释不了的。

另外一种情况才是你所说的是不是可以在整体上找到一种替代民主的基本安排，这完全是另外一个话题。[②] 黄玉顺：《回望生活儒学》，《孔学堂》杂志2018年第1期。然后到了帝国瓦解的时代，要进入新的时代，又需要新的制度设计。但我们不能这样看待历史。

这些批评，总的来说，有一点是非常突出的，就是台湾的民主导致了民粹。不仅如此，事实上，连民主自由这样的词语，你也不回避，这就是说，在基本的工具——语言上面，你使用的也不完全是带有中国性的词语。

我想讲的是，陈祖为所代表的这种路数，跟你的那种路数是不一样的。我建构中国正义论并不是搞儒学史的研究，而你提出的那个问题却是儒学史的话题。

当然，他搞的那个制度，以我们今天的现代价值观念来看还是不公平的、不平等的，但这是当时的社会生活方式所要求的。我用的是civics，就是国民，并且分析了国民这个概念的个体性。这得看你用的儒学是单数还是复数？如果儒学是一个复数，那么，你说的和民主没有冲突的儒学，是哪家哪派的儒学？而我讲的儒学是单数的，就是一套儒家伦理学原理，也就是我所说的中国正义论，它是儒家的基础伦理学原理，它和民主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所以不是冲突不冲突的问题。当然，你这个辩正是很重要的，但为了表达方便，以前人们用这个词称呼某个东西，我们现在还延续。方：我现在要提的问题还是跟罗尔斯相关的。黄：我好几篇文章都提到过这个问题。

孟子那么激烈地攻墨子，就是因为对墨子那个兼爱的讲法提出质疑。所以，正当性原则的平等内涵和现代平等观念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但是，在细节上，中国要建构具体的制度，它一定不同于所谓西方的那套制度。例如安乐哲先生，我公开批评过他，他说西方是个体主义的，儒家是关系主义的，我说，你这样讲儒家，儒家就完蛋了。

你讲的这个仁-义-礼的大结构，很清楚地是要回到原始儒学，但这个一体之仁恰恰是宋明时期讲得比较多。同样的道理，说台湾的民粹是民主造成的，这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今天的儒家反思民主，也分两种情况。而在儒家这里恰恰相反，仁爱才是根本的。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呢？ 黄：是的，在基本价值上没有增加什么其他东西。现代价值其实是可以从这套原理中推出来的，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黄：我的观点是把西方的去掉，直接称之为现代价值，因为它们不单纯是西方的东西，而是人类的现代价值。在你的生活儒学的广义伦理学——中国正义论的思考中，对后现代状况的思考，也就是对现代性的反思，还不是特别多。

所以，你把他和贝淡宁的情况混为一谈，我觉得是不对的，他俩虽然是同学，但是据我所知，他们是有很大差异的，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具体实际的做法。我这个观点，和很多儒者的观点发生了冲突。

黄：我讲的超越民族国家问题，不是现代性反思的问题。可能你一开始的理论设想本来主要是想取原始儒学这个部分，而疏远宋明部分，但实际上当你讲到两条正义原则的时候，第一个正当性原则就要用到宋明时期才被大力叙述发明的一体之仁。

换句话说，离开了个体性，一切现代价值都不再是现代价值。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肯定不能出于这样的动机，否则，它就没有正当性。比如民主，牟宗三并不认为儒家已经有了民主。我明确区分：正当性原则是一个动机性原则，而适宜性原则是一个效果性原则，这两者必须互相补充，才能发挥作用。

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所以它是一个家族时代，生活方式是家族生活方式。

与此相关，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现代价值，包括个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等八大基本价值，你可以发现，后面七个价值都是古已有之的，特别是在西方，它们并非现代才有的。我的整个中国正义论建构里面，会用到孔孟不曾用过的很多词语，这是正常的。

[12] 郑秋轶：《黄玉顺：儒学为生活而存在》，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2015年第4期。当你评价这些跟你思路不一样的学者的工作的时候，应该了解更多，然后再去做全称判断。